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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洞 | 当十六位诺贝尔奖得主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在讨论些什么？

From 张银聪科学大院 2019-04-03

2018年即将过去，这一年有不少重量级人物离开了我们，不仅有文娱巨星，也有很多科学伟人。

（2018年去世的霍金、斯坦·李、李咏、单田芳、金庸、老布什，图片自制）

不过，似乎明星去世的消息总是刷屏，而科学家的离世总是悄无声息。于是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英雄坟前无人问，戏子家事天下知”。也有人说“科学家不是社会明星，不需要大众的过度关注”。那么，科学家该不该像明星一样受关注呢?

我们“虚构”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科学奇葩说”，“邀请”了2018年去世的诺贝尔奖得主们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本文观点纯属虚构，但是希望你能感受到他们伟大的发现和有趣的灵魂。

主持人开场

奈保尔（V.S. Naipaul，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

Sir V.S. Naipaul (1932.8.17-2018.8.11)

（图片来源:http://kolenorberg.com）

欢迎来到科学奇葩说现场！在大多数人眼中，科学家都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当我们天天刷着手机时，科学和科学家仍然是如此陌生。那么今天我们的辩题就是：科学家该不该当社会明星？

正方一辩：

莱德曼(Leon Lederman，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Leon Lederman（1922.7.15-2018.10.3）（图片来源：wiki）

大家好，我叫来——得——慢。我方认为科学家是科学的最好代言人，自然该当社会明星。成为明星，就会有追星的人。如果科学家成了明星，那些追星的人就是在追科学啊，这将大大减少社会中的科学盲。

作为一名朴实低调的粒子物理学家，我一直很羡慕那些电影电视上的明星，羡慕程度丝毫不亚于获得诺贝尔学奖。为什么呢？因为连小学生都认识蜘蛛侠，认识小李子。而科学或科学家呢？我们大概只有在天堂往下看的时候才会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网站上，而且还不一定在热搜。事实上，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知道分子的定义，或者说出一个健在的科学家的名字[1]。

Leon Lederman的著作《上帝粒子》（图片来源网络）

现在大家上节目都喜欢曝光自己的经历，那我也说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吧。一天，我坐在一列从芝加哥出发的市郊火车上。车厢里很拥挤，靠站时一个护士带着一群病人上车了。这些人来自当地的精神病院，我被围在了他们中间。这时，护士开始点人数：“1，2，3，”她停下来盯住了我，问道：“你是谁？”“我叫莱德曼，”我回答说，“诺贝尔奖获得者，费米实验室主任。”她指着我，难过地从我继续往下数道：“是的，4,5，……”[1]她竟然不知道我是对中微子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莱德曼！

明星由于其广泛的社会效益，还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收入。这也是科学家应该成为明星的原因之一。现在申请经费是越来越难了，因为政府往往不知道你做的东西有什么快速直接的应用价值。当然，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如果科学家成为明星，随之而来的巨大收入显然也可以为科研出一笔钱啊！或者对个人的生活水平提升也是很有利的。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在2015年的时候因为没有钱治病，连诺贝尔奖章都拍卖了[2]。

套用中国古人常用的四字成语，我方认为，宣传科学知识，扫除科学文盲，是为忠；为科学代言，打击广告中虚假专家，是为孝；占领各大网站首页热搜，引领社会追求真理，是为仁；让科学平民化，与老老少少互娱互乐，是为义。忠孝仁义俱全，科学家自然该当社会明星。

反方一辩

里克特(Burton Richter，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Burton Richter（1931.3.22-2018.7.18）

（图片来源：https://www6.slac.stanford.edunews）

同样身为20世纪的粒子物理学家，我很同情莱德曼博士的遭遇。然而成为明星带来的巨大收入可能连造一个最低级的粒子加速器都不够，又谈何支持科研？加速器是发现新粒子最好的工具。我主持建设的斯坦福SLAC加速器实验室是在联邦政府的大力资助下才成功建立的[1]。2013年，人们通过加速器终于检测到了希格斯玻色子（上帝粒子），这是现代物理学最令人惊喜的成就之一。而在我年轻的时候，通过加速器发现新夸克就足够让我分享1976年的诺贝尔奖了。是的，你们没有听错，是分享。我和丁肇中在不同实验室以不同的方法检测到了J /ψ 介子。当时我可兴奋了，马上给远在纽约的丁肇中打电话，说我发现了ψ粒子。而他刚把它命名为J粒子。这就是物理学著名的“11月革命”。我们在11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告诉世界我们的重大发现[1]。所以这大概冥冥之中注定了物理学博士大多是单身狗？

斯坦福SLAC加速器 (图片来源:https://news.stanford.edu)

另外，明星都是长得极其漂亮的，是能给人带来愉悦感的。而科学家们因为常常通宵思考宇宙真理或进行各种复杂实验，不是秃顶就是穿着随意，颜值不能被大众欣赏。明星出演电视剧电影给人们带来的欢乐是立竿见影的，而科学带来的全民享用可能要在几百年以后。我们不希望社会大众知道我们是谁，只希望他们知道有一批执着的人在世界一角默默地探索着宇宙起源和生命起源，在为未来更美好的生活开路。等哪天我们真的成功了，社会自然会享受到科学的福利，而我们也心满意足。话说回来，假使科学家长得也如明星般讨喜，岂不是抢了现在明星们的饭碗？

正方二辩

下村修(Osamu Shimomura，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

Osamu Shimomura（1928.8.27-2018.10.19）（图片来源：wiki）

正如反方所说，人人向往美，追求美的东西。但是美的不一定是人的外貌哦。虽然科学家长相一般，比如我，看上去呆头呆脑，的确配不上帅哥一词。但是，科学家发现的东西都是比明星还美上千倍万倍的。

维多利亚多管水母( 图片来源:https://blog.microbiologics.com)

我们从水母中提取的绿色荧光蛋白，它在夜色中闪闪发光的样子可是比钻石还要闪亮呢。从此实验室的各种蛋白都可以在显微镜下亮出它的存在，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而之前布罗贝尔(Günter Blobel，199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已经发现了蛋白定位序列。从此我们只要给蛋白加个定位序列，加个荧光，这个蛋白就可以在我们想要它显现的地方发光，这岂不就是科幻电影中的magic吗？

Günter Blobel（1936.5.21-2018.2.18）（图片来源：wiki）

另外，科学家需要有明星一样的知名度，我们的声音才会被大众听到。1974年我首次纯化绿色荧光蛋白的文章到获奖时才被引用了169次[3]，这在生物领域只是个零头，我在科学界也算不上明星，因此我深深地知道作为一名默默无闻的科研工作者的无力。长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我在离爆炸中心不到25公里的实验室，这导致我失明数周[4]。在我获诺奖以后，我多次在演讲时呼吁废除核武器[3]。然而除了科学界大概就没有人听到我的声音了。很多科学家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希望科学家可以被捧为明星，让大众看到科学的美妙，听到科学家的声音。以上。

反方二辩

斯科(Jens Christian Skou，1997年诺贝尔化学奖)

Jens Christian Skou（1918.10.8-2018.5.28）（图片来源：wiki）

大家好，我来自童话王国丹麦。我想刚刚下村修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明星不是那么好当的。明星也很忙的。如果说很多明星的主要工作是演戏，那除了本职工作他们还有综艺、有签售、有代言还有各种杂七杂八与人打交道的事。这其实是下村修和我都不愿意接受的，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完全被我们所热爱的科研塞得满满当当。

下村修为了提取绿色荧光蛋白，和他的夫人一起收集了10000多只水母，花了22年的时间[4]。另外，坐在我身后的苏斯顿爵士(John Edward Sulston，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天知道他为了追踪线虫细胞发育的整个谱系，在显微镜下看了多少条线虫，才把那一千多个细胞的发育谱完完整整的画了下来。他还参与了线虫基因组的测序，那在当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Sir John Edward Sulston(1942.3.27-2018.3.6)和线虫细胞发育谱系图

（图片来源：http://portraits.titina-chalmatzi.com/ & wormatlas）

而我为了寻找细胞膜上的ATP酶，使用了几千只的螃蟹，没错，就是海里味道鲜美的螃蟹。我发现水煮处理是螃蟹神经剥离最卫生的方案，于是那几年我天天煮螃蟹，以至于大家凭借嗅觉就可以很容易的在偌大的奥胡斯大学校园找到医学生理研究所[5]。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明星天天煮螃蟹，煮的螃蟹不是用来吃的就算了，还几年都没有什么科学进展，这会让社会大众多么失望，大家对科学家就失去信心了，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但是身为科学家的我们，自己是绝不能先失去信心的，也不能受外界干扰。

于是我还是继续煮螃蟹，甚至放弃了成为临床医生的机会，因为基础科研对我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我急切的希望知道生命的奥秘，至少要搞明白是什么影响了细胞膜上ATP酶的活性。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当同时加入钠离子和钾离子时，神经细胞膜上ATP酶活性急剧增加，这正好与动作电位形成机制相契合[5]。 ATP酶具有钠泵特性的发现使我还认识了一个好友波耶尔(Paul D. Boyer，1997年诺贝尔化学奖)。

Paul D. Boyer（1918.7.13-2018.6.2）

（图片来源：wiki）

他在同时期阐明了Na⁺-K⁺-ATP酶的机制，我们不仅分享了同一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还在同一周以99岁的高龄一起进入天堂。我想这是我能想象的最美好的缘分。

Na⁺-K⁺-ATP( 图片来源:wiki)

另外，我喜欢闲余的时间在海边发呆，我的一生都在海边度过[5]。也许对方会说，如果你是明星，你就是丹麦最佳代言人啊。然而我并不想为我的大海打广告，因为那样会涌来一大堆游客跟我抢日光浴的最佳位置。嗯，科学家也有不想被大众看到的一面。

正方三辩

施泰茨(Thomas A. Steitz，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

Thomas A. Steitz（1940.8.23-2018.10.9）

（图片来源：wiki）

刚才斯科的故事很感人。但是我想并不是每个科学家都像他一样在天天煮螃蟹吧。科学家也可以有丰富多彩的生活，科学家成为明星是不会让社会大众失望的。我方认为科学家要当社会明星，“当”是一种责任，一种带领社会积极向上的责任。

虽然很多科学发现都耗时很长，但总体来说科学家都是一群严格要求自己的高效率人才。如今年轻一代拖延症蔓延，如果他们能以科学家为偶像，人生就不再是在追剧中度过，而是在探索人类未知，那时候年轻人谈论的就不止是某某明星又拍新剧了，而是某某科学家又发现新物质了。刚才莱德曼已经提过了现在年轻一代对科学知识的无知。他们只能看到影视剧中的花花世界，却对生命的本质一无所知，生命奥秘的发现过程可比影视剧精彩多了。

20世纪21世纪的物理学家们在寻找宇宙的最基本粒子，那些小到看不到的粒子有什么用，现在的人们不知道。正如一百多年前大家不知道衍射、电子有什么用，而如今生物学家们用这些看清了DNA、RNA和蛋白质的结构。这个可是大多数编剧导演都不敢想象的跨越时空的联合。用X射线晶体衍射我们完整解析了核糖体的原子分辨率三维空间结构，而核糖体是合成蛋白质的机器，这对于阐明中心法则的分子机制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而早在1982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同样做结构的克鲁格爵士(Aaron Klug，1982年诺贝尔化学奖)，他用电子显微镜解析了核酸蛋白复合体的结构。

Sir Aaron Klug（1926.8.11-2018.11.20） (图片来源http://therp.com)

近年来我还发现抗生素可以作用到核糖体影响蛋白合成。复旦大学邀请我与他们一起研究以核糖体为作用靶点的抗生素作用机制[6]。可惜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明白这个。如果有人是我的粉丝，我想我就多了一大批科学爱好者，也许哪天有个粉丝就是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者。

反方三辩

泰勒(Richard Edward Taylor，199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Richard Edward Taylor（1929.11.2-2018.2.22）

（图片来源https://www.brandesautographs.com）

我想正方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辩题中有社会二字。我方认为科学家可以成为科学界的明星，但是却不能当社会明星。最前沿的科学连一个博士生理解起来都很吃力，讲给普通人岂不是让他们也加入脱发大队？

现代科学的复杂性并不都是科普可以普及的，有些是只属于小部分人的狂欢。比如我构建了夸克模型，提出了物理学标准模型。这个模型是现代粒子物理教科书般的存在，可惜它看起来没有希腊式的简洁[1]。为什么我们的高中物理知识只讲到原子，质子中子电子只有大学才会深入，而夸克微子玻色子就鲜有人知？因为这些实在太复杂了，只有在高速粒子碰撞时才能检测到，是的，我们还看不到，只能推测到他们存在。如此“虚无”的东西虽然在我们眼中充满惊喜，但是大众真的会感兴趣吗？这些可能还没有哪个明星的新款包包更能吸引眼球吧，毕竟“包治百病”。你要是跟女朋友谈论说泰勒找到所有夸克了，我想你的女朋友只会说“泰勒是什么东西？我要泰迪”。

正方四辩

格林贝尔(Peter Andreas Grünberg，2007年诺贝尔化学奖)

Peter Andreas Grünberg（1939.5.13-2018.8.7）

（图片来源https://www.brandesautographs.com）

正如反方所言，科学发现往往领先时代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的科学发展并不是匀速前进的，而是正处于指数型上升的阶段。什么意思呢？现在人们已经步入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如今的科学发现已经离应用越来越近了。也许从发现电子到电子显微镜观测微小结构我们用了一百年，但是从发现巨磁阻效应到扩增硬盘容量只用了不到十年，而这也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强大后盾[7]。所以不管科学现在有没有用，我们都应该给科学家带上明星光环，至少他们的潜在价值比现在的明星们大多了不是吗？可以这么说，你越早开始追这些科学家明星，你也就越早获得了发家致富的奥秘。

反方四辩

卡尔森(Arvid Carlsson，200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Arvid Carlsson（1923.1.25-2018.6.29）

（图片来源：wiki）

科学家的成果需要时间验证，盲目追风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准确判断一个发现是不是真正有用，有多有用。也并不是每一个发现都是美好的，有些可能会打破诗意般的浪漫，比如现在我们知道爱情带来的愉悦只是多巴胺分泌的结果。

多巴胺（图片来源：https://www.fokus.se/ & http://dentalfeeds.com/）

对方辩友希望社会大众通过明星效应通晓前沿科学，却忽略了现在的明星出现在热搜上常常不是由于他的作品，而是被曝光的私生活。科学家也是普通人。在这个叫做科学家的人类子集中，有无神论者，有不可知者、厌战者、虔诚的教徒，也有不具备家庭责任感的人。当这些人都变身社会明星时，他们带来的影响不一定永远是积极正面的。与其让他们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不如让时间沉淀出思想的精华展现在教科书上，这样才是真正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良方。

导师点评

主持人奈保尔：

非常感谢诺奖得主们精彩的辩论。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不得不省略了开杠环节，欢迎大家脑补科学大牛们互怼的场景。下面我们来听听几位导师的看法。

Charles Kuen Kao(1933.11.4-2018.9.23)，（图片来源：wiki）

高琨(Charles Kuen Kao，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其实我们都已经是科学界的明星，至少是领域内的明星。科学家都喜欢尝试新事物，我想当当社会明星对我们而言也是新鲜的，不试过怎么知道不好呢？当然科学家明星和影视明星应该有不同的定位，比如影视明星可以靠颜值，而我们是靠才华的。这样社会大众审美疲劳时也可以多一个选择。

科学家成为明星的时间点也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一个科学家获得最重要的成果，被领域内熟知的时候往往还在他的年轻时代，获奖被社会认可却在很多年之后。我在五十多年前提出光纤通讯，而诺贝尔奖是几年前的事。我想科学家应该在有重大发现时而不是获奖时成为社会明星，这样也能摆脱人们脑海中科学家都是“吐着舌头”的“地中海”老人的刻板印象。

Sir James Mirrlees（1936.7.5-2018.8.29）（图片来源：wiki）

莫里斯（James Mirrlees，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我认为科学家不应该成为社会明星。我给大家讲个无处不在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信息和资本、土地一样，是一种需要进行经济核算的生产要素。为了经济利益最大化，我们就要做到门类齐全，互相配套，避免交叉重叠，遗漏空缺和互相抵触[8]。比如说各行各业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明星擅长的是取悦大众，科学家擅长的是创造美好未来。科学家也许很幽默，但如果取悦大众，科学家们是属于信息贫乏的一方。所以为了合理分配资源，科学家不应该当社会明星。

Kofi Annan（1938.4.8-2018.8.18）（图片来源：wiki）

安南（Kofi Annan，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都是经历过二战的，我想科学家当不当社会明星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如何将科学家的发现发明用于改善全球生活环境，而不再成为战场上的硝烟。

主持人奈保尔：

好，谢谢导师们的分享。科学永远在争议中前进而没有终点，所以我们的科学奇葩说也没有双方结辩和胜负（就是这么任性~）。再次感谢大家收看！

哦对了，还有投票环节。你认为科学家该不该当社会明星？

参考文献

1. Leon Lederman, D.T., The god particle: if the universe is the answer, what is the question? 2006.

2. nbcnews. Available from: https://www.nbcnews.com/science/science-news/

3. WHB. Available from: http://www.whb.cn/zhuzhan/kjwz/20181023/219531.html.

4. nature. Available from: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7401-1.

5. Nissen, P., Jens Christian Skou (1918–2018). Science, 2018. 361(6398): p. 133.